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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敬龙案假如拆迁存在过错 谁的错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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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贾敬龙案假如拆迁存在过错 谁的错?

 
 
 
 
假如拆迁存在过错,是村支书一个人的错吗?同样存在被害人过错的情况下,当场杀人与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”应作何区别?
 
在贾敬龙案中,有很多人提出来,村支书何建华似乎存在过错。那么,能否以被害人过错为由,排除对贾敬龙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呢?这是非常关键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。
 
尽管刑法未明确规定,但在刑法理论、司法文件和实践中,“被害人过错”作为一个从宽量刑情节得到普遍承认。只是一旦碰到疑难案件,尤其是涉及死刑适用时,争议就来了。
 
何为“过错”,谁的“过错”
 
从各方披露的情况来看,多个因素指向了何建华指挥拆迁的合法性。一方面,拆迁协议本身是否有效?这涉及贾敬龙由于房屋的宅基地性质而拥有的权利,以及签署协议是否基于胁迫等事实问题的认定。另一方面,即使拆迁协议有效而贾敬龙拒不履行的话,何建华领导下的村委会能否成为强制拆迁的有权主体?如果这两个问题之一的答案为否,至少说明拆迁行为的合法性存在疑问,在法律上存在一个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过错。
 
即使认定本案中有过错,但它是否属于被害人何建华的过错?刑法上的被害人过错,应当是由被害人完全承担责任的过错。北高营村的拆迁行动,是在积极响应石家庄市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大背景下实施的。在何建华担任北高营村支书和村主任之后,出台了拆迁方案。据媒体报道,拆迁方案得到了石家庄市长安区的同意,区里的主要负责人还参加了北高营村的拆迁启动大会。
 
如果上述情况属实,需进一步讨论:诸如设立拆迁协议中的胁迫条款,以及对签署但不履行协议者进行强制拆迁等,这些可能导致非法拆迁的过错,区委、区政府有没有纵容、默许甚至支持的责任?(特别是考虑到贾敬龙在被强拆后多次举报无效的情况)除了何建华这个执行者之外,上级政府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分担这个过错?
 
从一般性规则的内涵和边界的确立来讲,由于具体执行一个得到上级支持的非法拆迁计划而成为被害人,这种情况,与传统的那种实施挑衅等不当行为的被害人过错,能否等同视之?当一个被害人不对过错承担全部责任,但行为人因不满该过错而将反击后果全部施加于被害人一身时,这种情形,是否还能成立一种作为对行为人从宽处罚根据的被害人过错?
 
“过错”的时空间隔
 
如果贾敬龙在拆迁现场与何建华发生冲突而将对方杀死,问题就会简单得多。但是,贾敬龙是在近两年之后杀人。即使认定何建华当年的拆迁行为存在过错,但显然,过错与杀人之间长达两年的时空间隔,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短暂片段。它不仅构成了一个蓄意谋杀的从重事由,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被害人过错的典型形象。
 
在我看来,时间之所以会影响被害人过错的成立,原因可能有两点。其一,被害人由于过错而实施的不法或不道德的行为,在较短的时间之内特别是当场,其直接影响还没有随着时间消散,而往往还在显著的持续中。相应地,行为人就处在一种类似于遭受“不法侵害”边缘状态的场景中,因而在客观上,行为人的反击带有某种程度的“准防卫”的效果。其二,在较短的时间之内,被害人由于过错而实施的不法或不道德的行为,对于行为人的心理有一种直接的刺激和作用。那些迅速回应和报复的行为人,往往是由于处在一种被激怒的情绪中,失去自我控制的理性,顾不上或来不及冷静思考自己行为的性质、意义和后果,而是受到情绪冲动的驱使,急于去反击和报复对方。在这种情况下,行为人侵犯他人法益、破坏法秩序的意思决定自由是有瑕疵的,不能说是一个理性、冷静、完整的自由判断。
 
相反,在“君子报仇,十年不晚”的场合,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之间,隔了较长的时空,为克服冲动、轻率、不理智的人性弱点提供了可能性,基于这种可能性,法秩序对公民提出应然性的期待,期待他选择使用合乎规范的方式,而非私力复仇去应对被害人的过错。
 
如果行为人不是利用这种时空间隔让自己符合规范的期待,恰恰相反,却利用它去谋划更周密的犯罪计划的话,那么,对于这种深思熟虑之后,仍然决定与法秩序进行对抗的让人失望的决定,若法秩序仍然对之从宽,就相当于是变相鼓励了。这一点,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蓄意谋杀比一般的激情杀人处罚更重,同时,也可以说明,只有在行为人的犯罪与被害人的过错之间仅存在一段不重要的、短暂的时空间隔时,才能将被害人过错作为一个减轻行为人责任的从宽事由。
 
“过错”的“抵消”
 
如果否认上文提出的时间间隔影响问题,坚持认为贾敬龙案中的被害人过错成立,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?
 
假想一个场景,最高法院迫于压力,又改判贾敬龙死缓甚至无期(实际上最高法院已经没有撤回程序了,这里只是假设),何建华的子女何某某咽不下这口气,也经过一段时间的预谋策划,潜入法庭或者监狱,同样使用射钉枪将贾敬龙当场射杀。那么,问题来了:在何某某杀人案中,贾敬龙成了新的被害人,该案是否适用被害人过错?如果何建华的暴力拆迁行为被认定为被害人(何建华)过错,那么,贾敬龙杀死何建华,这种行为性质显然比暴力拆迁更加严重,是不是也应构成被害人(贾敬龙)过错呢?
 
为了保持认定逻辑的一致性,似乎很难对上面的问题给出否定答案。可是,这样一来,在无穷无尽的冤冤相报中,上一个案件永远都构成对下一个案件的被害人过错,被害人过错就此成为一个“烂大街”的、每案必有的表述,它还能再承载对行为人从宽处理的功能吗?
 
要想避免这个结论,一种可能的解释思路是,贾敬龙已经因为其杀人罪行而受到了法律追究,其过错已经得到某种“抵消”。因此,何某某的杀人行为,失去了报复的过错基础。但是,在贾敬龙杀人的场合,是否也可以说,在贾敬龙一家收受了补偿款之后,被害人过错也得到了某种抵消呢?反对意见可能会认为,补偿款并没有全部到位。当然,这里无法对裁判文书的事实认定提出明确的否定性质疑。只能退一步讨论,假设反对意见成立,会怎样呢?
 
可能也不会终结争议,而是会继续把我们引向一系列对比中。从贾敬龙的立场上来说,他认为补偿款是不充分的,没有真正地补偿自己的不幸;从何某某的立场上来说,他也完全可能提出来,杀人偿命天经地义,如果法院改判贾敬龙死缓,就无法充分补偿他遭受的丧父之痛。贾敬龙认为自己上访无门、暴力拆迁不受罚,是法律的不公,何某某也可以认为,(如果)最高院迫于舆论压力改判,贾敬龙杀人不偿命,也是法律的不公。假设真到了这一步,又该如何处理,值得深思。
 
规则的适用
 
贾敬龙案涉及诸多的法律问题和政策问题。死刑适用也是一个综合考虑各种规则和政策效果的过程。被害人过错仅是其中之一,还涉及蓄意杀人、手段残忍、动机、自首等诸多问题,都不是一些在个案中任意考量和适用的政策性表达,而是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的检验和总结,成为司法惯例甚至被明文规定的宽严标准。它们既需要在法理上明确其教义,也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保持规则适用的统一性。
 
因此,这里的探讨,并不能直接得出贾敬龙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结论,而是希望在讨论个案中的被害人过错时,应当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。至少,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斩钉截铁声称的那样,可以毫无疑问地适用。无论是被害人过错本身的法理内涵,还是本案的具体情形,都比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要复杂得多。
 
作为刑法学者,不能仅仅在贾敬龙一案中对各种规则是否适用进行表态,而且必须要考虑到,作为能够涵摄各种案件事实的上位规则,被害人过错等问题,在贾敬龙案中被适用(或不适用)时所赋予的规则内涵,能否保持逻辑一致性、普遍化地适用于其他个案中。否则,失去了普遍化适用的统一性和安定性,而成为个案中任意使用的修辞性根据,死刑案件的裁判将变得任意。
 
如果一个人的生死完全取决于法官的喜恶和得到舆论关注的机会,那么其严重性比一起个案中的裁量妥当与否,要可怕得多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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